❶ 求解救：关于晋商大院文化（文化产业）带来的社会效益怎么写
山西明清宅院青砖灰瓦，高墙峻宇，是中国北方最富丽堂皇，最有文化价值的居民建筑，他真实地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面貌，这些古老宅院是明清社会中上层主流社会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的反映，今天已成为旅游热点景区。
晋商大院的文化释读
文化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可以是直白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彰显的，也可以是隐晦的。在物质的建筑物里面，包含着深刻的文化理念。自从有了建筑物，就有了建筑文化。对建筑物进行装饰，秦汉已有，提起秦砖汉瓦，人们便立即联想到那古老的年代，古老的文化。明清两朝，尤其到了清代，中国南北东西具有地域风格的民居，发展到了“烂熟”阶段，代表北方建筑风格的明清山西宅院，从选址到盖建再到装饰细物，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与封建秩序相对应的严格的等级观念蕴含在住宅建筑中，吉祥文化、儒、释、道三教文化等等传统文化因素都融入了明清晋商宅院中，宅院便有了更多的人文气质。
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中最显著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宫殿、庙宇、住宅文化也充分地体现出这个特点。梁思成先生在其 《中国建筑史》中说：中国建筑外部轮廓的其中一个特点是“绝对均称与绝对自由之两种平面布局”，“以多座建筑组合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
山西宅院也多为左右对称的正偏结构，正院上高下低，中庭开阔，尊卑有序，等级分明。正院宽敞，正房高大，厢房低于正房，也小于正房。如太谷曹家宅院，正院里正房的屋顶比厢房高，台阶也比厢房多一两级。账房院则不论正房还是厢房，门前大多不设台阶，即便筑台阶也只是一级而已，以示其比主人位低一等。佣人、保镖、厨子等人所住的偏院，是紧靠正院厢房墙壁修建的一排低矮的东西房，通往正院的门闩都安装在正院的一面，这样主人可以随时到下人住处走动察访，下人则不得随便出入正院。在晋中的明清商人宅院里，这样的格局都是非常突出的。
封建等级观念在明清晋商宅院中小姐居住的绣楼略见一斑。封建时代奉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念，小姐的绣楼虽说小巧精致，但通常低矮狭窄，太谷曹家宅院更是将绣楼缩进几尺，以限制闺阁中人的视线，禁锢她们的思想，完全将女性置于从属、附庸地位。
建筑与风水是宅院中常常涉及的问题。古人认为，居处风水事关家族兴亡，关乎子孙后代的发达，所以置地造房，总要尽可能地附和风水，祛除邪恶，张显吉祥，因此民间堪舆之术源远流长。古代的风水包含一定的科学道理，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过“建筑师都相信风水，不是迷信的风水”。明清晋商宅院中，对风水也是颇为讲究的。
建院前，先请风水先生堪舆选址，多为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之地，背山可以迎纳阳光和温暖气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的凉风，向阳可以采纳良好的日照，缓坡可以避免淹涝之患，建造良性循环的小气候。“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一圣人教诲也决定了宅主人对背山面水之地的钟爱。
基址确定之后，还要请风水先生相宅。风水先生根据建房者的生辰八字，决定住宅中轴线的角度，先用罗盘定准正南正北方向，再向左或向右调偏一定角度，叫做抢阳或抢几分阳。一经确定正院、正房的位置和尺寸，其余厢房、倒座房、偏房各房就可依照一定的程式迭减，全院的格局也就基本上确定了。祁县乔家宅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走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尽头的正屋，还要修建几级踏步，既迎合了风水术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又符合建筑物的内在要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古代被称为道家四灵，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青白红黑四种颜色。古人认为东为上为阳，西为下为阴，所以风水里有“东高西低，阴不压阳”之说，而且还强调建筑物的后部气势要高，东边青龙有流水，西边白虎有道路，前有朱雀把门，后有玄武镇守，这样的宅子才算是福宅。
华夏民族对福、禄、寿、喜等吉祥文化的追求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住宅建筑中，将吉祥文字、吉祥动物、吉祥花卉雕绘在庭院、门楼、屋宇之间，表达了主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和不息的生命追求，对调整人的心态、陶冶人的情操，都有益处。
明清晋商宅院中，大到整体布局，小到门墩柱础，吉祥喜庆氛围弥漫在各个角落。乔家大院一条甬道将六个院落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高空俯视，乔家六院的布局呈现出一个完整端正的“喜喜”字结构，主人的欢悦祥和与双喜临门的美好愿望尽收其中。同时“喜喜”字结构，有建筑美学的讲究，如紧凑、对称的特征在此一应俱全。太谷曹家的三多堂则将主人期盼多子、多福、多寿的良好心愿贯通其间，院落呈现“寿”字形结构。灵石静升王氏宅院红门堡，以其内部相通、横平竖直的几条甬道摆出了一个“王”字阵，巧妙地将其姓氏规划在院子里，既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道理，又将前辈对子孙后代加官晋爵的期望寄托其间。在襄汾的丁村民居，清代州同丁坤的宅院门础石上，将“春”字用几片细长的竹叶镶拼而成，并将另一雕刻有麒麟的门础石与之相呼应，组成“春临（麟）庭院”图。在丁宅的厢房柱础石上，一面雕刻着山西最常见的家畜毛驴，相邻一面是一长串铜钱，谐音为“屡进钱财”，同时，晋南一带认为驴是鬼的替身，若是鬼能帮着宅主人聚钱取财，钱财自然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县城及附近的镇子上广设店铺，经营布号、盐庄、钱庄、票号等等。祁县城里现在有近40多座明清多进院落保存完好，这几十座宅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瓦，房顶上用砖头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的短墙，表达房主人追求升官发财和人生如意的美好愿望。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门墙瓦当以“寿”字形作图，墙由元宝状的砖石垒成，瓦当间的凹陷处，以蝙蝠瓦衔接，既有防止房屋积雨积雪之一般功能，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实则将福、禄（元宝墙）、寿三种吉祥统统融入了家宅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所占的成份很重，佛修心，道养生，儒治世，三教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糅合，相互作用。西方文化的进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山西地处内陆，因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仍是山西民居建筑文化的主流。现存的明清晋商宅院里，既可以看到宅院人大肆标榜的儒家信条，也可以发现许多与佛、道文化有关的建筑装饰。
将儒家格言刻写在木柱匾额间，将佛家八宝、道家八仙雕饰在建筑上，将历史人物故事雕刻成一个个最精彩的场景，体现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和礼俗礼制，都是山西宅院中传统文化的彰显。
祁县乔家宅院主人乔致庸，将宅第的正堂命名为“在中堂”，将儒家“中庸”之说嵌入其中。乔家宅院百寿照壁的两旁，有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题的砖雕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和”为中庸之道的核心，，“履”就是施行、实践，此联意在标榜乔家尊奉儒家的 “克己复礼”、“礼之用，和为贵”的信条，注重个人修养，提倡道德文章的社会功用。
阳城陈廷敬的相府宅院，当年称为中道庄，陈廷敬的祖父陈昌言，号称中道庄主。“中道”为孔圣人所提倡，遇事合于中庸之道，即为得中道的人。院落称作中道庄，意在诫其行为举止必行中庸之道，保持言论行为的适度和得体。榆次车辋常家的九世常万达，将其所修建的一组大型院落取名为世和堂，而他为子孙后代修建的并排十座二进院，也取名为“谦和堂”、“体和堂”、“雍和堂”等等，由此可见，清代山西商民对中庸之道的感悟深刻，中庸之道是他们的人生哲学。
祁县渠氏家族对山西贡献最大的是渠本翘，他一生信奉“修德”、“敬业”，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都刻写着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如乐天伦、德星朗耀、慎俭德、慎言语等等。
阳泉官沟张家宅院的一处砖石拱券门上，有内取“信裕豚鱼”、外取“忠贯金石”的门额。《周易·中孚·彖辞》称：“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对猪和鱼类的动物也要讲究信誉，何况于人？据说张家就是靠了这样的经营之道，终至成就了先人的遗愿，光耀门庭。
明清晋商宅院中门匾、楹联上的文字，大都出自古代经书和 《论语》、《孟子》之类的儒家典籍，也有出自神仙列传、二十四孝、唐诗宋词一类的书典。这类的楹联、匾额在山西宅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对和合之神的供奉对当时在外奔波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合之神本来是一位，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载：宋朝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和合之神后来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睦同心、事业圆满之吉祥，明清晋商宅院中很多都雕刻和合二仙图，表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寄托家人对频繁远游他乡的亲人的期盼之情。
八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八位神态各异、各持法器的神仙常被雕绘在建筑装饰构件上，山西宅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采用暗八仙手法，将民间传说的八仙所执宝葫芦、铁拐杖之类的神器嵌入护栏、门楣，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宅院每一处装饰，无不体现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宅主人通常在门楼、门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门窗的空间处镂雕绘饰，这些雕饰集贤哲之古训，采古今之名言，颂山川之壮美，铭处世之学问，咏鸿鹄之大志，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表达了主人借助盖房的良机，在建筑物上建立起一种家族内部的对话方式。
对话主题包括发家史、家庭未来的梦想、家族的祈盼愿望等，合族人置身其中，经年累月，受这种俯仰可见之建筑文化的熏陶，与蕴含的意义产生共鸣，形成一种同步有感的节奏，产生暗示性与时代生活默契的举止行为。
中国建筑高超的雕刻绘画装饰工艺，在明清晋商宅院中表现得特别充分。装饰的种类主要是砖、石、木三雕，砖雕主要是照壁、影壁、墀头、护栏等处，石雕则多在墙基石、柱础石、抱鼓石、牌坊等，木雕多为门棂、窗格、翼拱等处的装饰，图案有动植物、自然现象、几何图形、传记人物、神话故事等，取材来源于西周秦汉以来根据儒、释、道三教文化与民间吉祥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形象或文字，也有部分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图案形象活泼，装饰性强，常见的是用一种图案或几种图案组合起来，取其读音或谐音，赋予丰富的含意，或驱邪镇宅，或标榜品性，或吉祥喜庆，为凝固的建筑材料增添了流动的历史文化内涵。
木、砖、石三种材料所雕的动物形象主要有龙、凤、麒麟、狮子、老虎、猴子、蝙蝠，还有喜鹊、锦鸡等飞禽类。狮子产于非洲和西亚，被人视为百兽之王，在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佛经《传灯录》记载：“释迦佛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狮子由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建筑中常用其形象起镇宅避邪作用。山西宅院中除了守门狮子外，牌坊石柱、庭院围栏、影壁照壁间都有狮子，既取 “双狮富门”的富贵，又有“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头”的吉祥谶言实现，还有四时平安或事事如意的美意，这是因为山西方言读音中护、福、富，还有狮、四、事无明显区别。沁水柳氏宅院的石狮，最有代表性，有单狮、双狮，也有三狮，神态各异，憨态可掬，栩栩如生，特别是一堵大影壁墙上雕有如意纹饰六神狮，取繁花似锦、富贵永久之意。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在建筑中使用龙形起初是有严格限制的，百姓不得随意雕龙绘龙。清代以来，龙纹装饰在民居建筑中大量出现，山西宅院广泛采用了草龙、拐子龙的图饰，只是样子与宫殿间的飞龙、行龙有很大差别，也不及宫殿龙饰的精致华丽，不仔细观看有的饰龙就会被忽略掉。
麒麟也是宅院常见的吉兽，麒麟送子的传说在民间家喻户晓，明清晋商宅院中装饰麒麟兽和麒麟送子图的地方，通常居住着晚辈，希望后代事业有成，永保家族兴旺。
以鹿、鹤雕刻为主题的六合文化在山西宅院中也很常见。六合取鹿、鹤之谐音，六合含义广泛深刻，或指东西南北天地，或指一年十二个月或时辰的相应变化，六合通，万事成。灵石王家高家崖的“寅宾”府门，门洞大踏石上镶嵌了精美的汉白玉石雕图“鹿鹤同春”，隐喻着“六合通顺”。踏入府门，六合通顺，何事不成？在祁县渠家大院的一处砖雕照壁上，同时雕有鹿、鹤、梧桐、松树，谐音为六合通顺。
猴子因其谐音“侯”顺应了人们对封侯拜相的追求，在封建时代环境中，商人尽管拥有巨额财富，但依然处于四民之末，社会地位远远不及仕途中人。雕上猴子骑在鹿身上挑马蜂窝，取意“喜禄封侯”，大猴子背上背着小猴子，意为“辈辈侯”，向往仕途的心思不言而喻。平遥票号世家侯王宾的二进式四合院，宅门外面有高大的拴马石和上马石，拴马石上雕刻着一群猴子，大猴背小猴，就是暗中企求富贵永保，辈辈封侯。
此外，木雕的窗棂、窗格则常常雕有蝙蝠图案或其变形，蝙蝠因其谐音“福”而成为民间传统文化中吉祥之物，这种有翼的飞行哺乳动物在门楣窗棂之上，为人们传递“五福临门”之信息。猫和蝴蝶的图案常常出现在宅院里老人居室的雕饰上，因其谐音“耄耋”，指的是80岁以上老人，猫蝶的形象就表明为老人祈寿的心意。喜鹊、锦鸡等吉祥飞禽多用来暗喻喜上眉梢、锦上添花等意，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植物花草图饰在山西明清民居建筑中比较常见，如葡萄象征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雍荣华贵、国色天香的牡丹，四季长春、芳香浓郁的桂花，“金声玉韵、蕙心兰质”的兰花，寿祥德瑞、品质高洁的菊花，代表百年好合、百事如意的百合，象征高尚节操、“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等。其中竹子以其风过不折、雨打不弯的高风亮节，历来为士大夫所欣赏推崇，在宅院的书房、书院等处雕饰竹节，成为在商海冲浪的山西商人附庸风雅之举。在特别重视教育的榆次车辋常家，祠堂院的南房窗框就是竹节造型，在灵石王家的一处书房院，门框就是青石雕成的竹节门，教育子弟要有竹子的气节，表达年年高、节节高等良好愿望。
琴棋书画等文人雅士的标志性嗜好，在明清晋商宅院里也是常见的木、石、砖雕刻的题材，可见巨额财富的积累虽使晋商享受到了奢华的生活，但潜意识里封建士大夫的追求也是他们的理想和榜样。宅以门户为冠带，窗是宅主人着力装饰之处，在灵石王家的一处宅院里，就将三间正窑上部中央的窗棂设计成打开的书卷，正面视觉是书册凹进去，从楼上看则书卷凸起来，匠心独运。在王家的另一处宅院里，一扇后窗设计成装有书轴的打开的书，立意在于“开卷有益”。姜太公渭水钓鱼、诸葛亮躬耕南阳、严子陵退隐严濑、陶渊明隐居桃花源等历史故事是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境界的体现，以此类渔樵耕读为主题的《四逸图》同样出现在晋商宅院中，如灵石王家宅院的一组墙基石刻、沁水柳氏宅院的一些装饰构件，这也是晋商尊奉儒家文化的证明。
大院人的生活方式
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宅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四百年间，在高墙、深巷、古槐、广室中生活的富有者们，大多数人过着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逍遥自在的舒适生活，他们听听小曲，看看戏文，逛逛庙会，追赶着许多新潮的东西和时髦的生活，甚至包括吸食大烟等等方面，都与普通百姓甚至官僚阶层的人们有一些不同之处。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财东李大全，合族居住在平遥城郊的达蒲村。由于李大全的精明能干，特别是把握时机及时将颜料庄改组为票号，使李家迅速积聚了巨额财富。李大全过世后，其子李视箴、李视言、李视听兄弟三人将票号业务全权委托给票号的总经理，他们则在老家享受着田园生活带来的惬意和舒心。李家在达蒲村修建了几栋豪宅，这也是山西商人财富巨额积累以后的普遍风气。兄弟三人各有宅院，家家都是骡马成群，人人都是仆佣相拥，出则车马，入则仆随，衣则绫罗绸缎，食则山珍佳肴。李家人充分享受着富裕奢侈的生活，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渐渐消磨了智慧，消磨了志气。
明清山西宅院是封建社会后期富贵之家的缩影，虽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在古旧的宅院里，看到的依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据直隶河间府人李燧《晋游日记》记载，清乾隆时，绛州城商贾云集，民风崇尚华丽奢侈，山西人称其为“小苏州”。清末举人刘大鹏曾在太谷县一大户人家私塾中授业，他日记中记录了很多太谷县的民俗民风，其中提到太谷当时奢侈者多，勤俭者少，客商口称的便饭却是山珍海味、巨鳖鲜鱼等美味，重阳节时本应登高观景，他所居之处虽有高楼，但是周围楼外有楼，四面皆然，即使登高也不能望到远处，可见高楼峻宇是太谷城里最亮丽的景观。
美国人E·A·罗斯，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教授，20世纪初曾来中国居留，撰有《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其中《中国西部》一章中，罗斯讲述了1910年夏季，他与美国驻厦门的领事一道，从山西省会太原城向西南方向旅行，有三个星期，他们一直穿行在一片呈“正方形，有平顶建筑楼群的地方”，“在像太谷和平遥这样的县城里，和太原一样，也会看到山西银行商获利的迹象。”“有一位银行商人拥有五所宅邸，其中有许多庭院，有装饰的道路，百合花池塘，石桥，夏天乘凉的小屋、大厅，有石桌子、花园和果园，共占地20到30亩。这些证明了主人以前的富有和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在社会新思潮的冲击下，有些人认为接受不接受西方生活方式，是鉴别维新与守旧的主要标志。在山西的深宅大院里，也同样经历了这场变革带来的一些变化。祁县乔家的乔映霞，在祁县率先剪去了长辫子，又率先脱去了长马褂，穿上了中山装，被当地人称为“洋大少”，可见其举动在时人眼里是多么标新立异。乔映霞的儿子乔健，1929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回到乔家堡后，这位喜欢运动的青年，在村子里修建了一个篮球场，喜欢溜冰，就让人把村西的一块地平整成运动场，寒冷的冬季里，让佣人从井里取水浇场，一个溜冰场就建成了。像他这样追逐新潮的宅院子弟不在少数。
清末时，随着洋建筑在内地的大量兴起，老宅院也对现有的一些建筑设施进行了改造。乔映霞对乔家的厕所、厨房就进行了一些讲究科学卫生的改建。乔映奎在民国10年（1921年）扩建新院时，将窗户式样大胆革新，注重采光效果，窗户选用了大格子的玻璃窗，窗户上的装饰开始依照西式建筑改进，而且窗棱、门楣上的彩绘图案和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将冒烟的整列火车绘制在立栏之间，火车驶过的桥梁用几根树杆支撑。画面虽说有些幼稚，工艺也不算很精细，然而这是乔家人对新时尚的渴望和追求，是现代工业文明在老宅院里的体现。20世纪初，汽车在中国大陆是很少见的，是绝对的奢侈享受，1920年，太谷曹家人得风气之先，从天津购买了美式汽车一辆，带给封闭的山西一种新的消费观念和时尚，可惜曹家的汽车抗日战争初期被日本兵抢劫。祁县乔家的乔映璜，于1927年从天津购得一辆黑色轿车，并且带回一个开车的师傅，为祁县城里新添一景。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适应有闲阶层消遣的戏剧也得到空前发展，听戏和组班成为一种时尚。《红楼梦》中描写的戏班子、戏台，在明清山西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中很容易觅到踪影。
大约在明代后期的嘉靖年间，蒲州梆子与晋中的民间小曲、地方秧歌结合，产生了山西中路梆子，也称晋剧或山西梆子，传统剧目达400多种，晋中一代以晋剧为主，晋剧还在京城唱红，据说是唱到了宫廷。大院人对唱戏这种娱乐情有独钟。榆次聂店王家第十世的王钺，就是个晋剧迷，他在大院中自建了一座戏台，请戏班到家中演出。戏台对面的两侧有两个看台，一个是明台，一个是暗台，专供家人看戏。王钺还组织了一个戏班，名“四喜班”，名伶有大嘴丑、八百黑等十多位，皆为蒲人。王钺的孙子王棣在家里还办了自乐班，成员是家里人以及佣人、丫环，常常吹拉弹唱闹到深夜。
在曹家的三多堂里，有一个精巧别致的家庭戏台院，戏台院的院心东西6米，南北8米，院心东西两侧为廊房，在回廊中走动，或许会让人听到流传甚广的一首祁太秧歌：“家住在太谷住沙河，北村搭起了台台唱秧歌……”戏台东西宽3米，南北长4米，除亭柱外，实有面积为9平方米。台高仅有30厘米，四周加设护栏。戏台小巧玲珑，具有苏州园林建筑特色，当年这里该是梨园艺人常来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这北村，也随着这首太谷民歌而闻名全国。
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前后，祁县富商渠氏一族办起了“三庆戏班”，同治年间渠源淦又组织了一个 “聚梨园”班子，盛极一时。渠家五进院的主院有一处戏台院，戏台坐南朝北，歇山顶式明楼，面阔五间，中间三间较大，门前有凸出的卷棚顶抱厦，下用明柱支撑。将屏门卸除，便与抱厦连成一片，形成20平方米的戏台。东西厢房门前饰有木制隔扇，隔扇一除，便是典型的包厢看台。当年渠家曾不惜重金，组班承戏，高朋满座，笙歌悦耳。唱戏在婚嫁时最盛，曹家人娶亲时，新人拜天地、入洞房后，家里要唱戏，戏名通常时龙凤呈祥一类的，表示夫妻和睦，合家欢乐。结语
明清晋商宅院无疑是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品，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都处在“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晋商大院声名鹊起，始于张艺谋导演的一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此片的拍摄景点全部选在乔家堡的宅院里，威严高大的晋中统楼，福利堂皇的前庭后院，狭窄的甬道高墙，沉重的石兽门扉，还有那些装饰作用很强、视觉效果极佳的门楼、斗拱、飞檐、石刻、砖雕，再加上精美的明清家具，别致的工艺彩绘，为影片增色不少，以及演员表演的到位，民国初年败落家庭的生活图景被渲染得淋漓尽致，极具艺术感染力。至此，“旅游不到乔家院，白来山西走一遍”得说法不胫而走。不少人就是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后开到了乔家堡，而且每每为乔家大院昔日得富有和大家族的气派惊叹不已。
明清晋商宅院是中国古老民居建筑中的精品，钟情于古建筑，钟爱老房子，正在成为全球文化时尚，于是许多人提出“留住从前”的口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建筑不断地推陈出新，留传后世的古建筑会越来越少，幸存的古旧宅院建筑也会越来越被人重视。透过这些充满传统建筑文化和人文精神、世俗情调的古宅旧院的高屋峻宇和断壁残垣，往往使今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走进远去的岁月，明清晋商宅院将那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通过凝固的建筑这种无声的史诗，诉诸现代人，其文化精神将永远传承。
❷ 晋商文化在历史上被拍成了有名的电视剧，那么乔家大院这类的景区值得一看吗
相信对于很多平常喜欢看电视剧的人来说，可能或多或少也都看到过一些关于晋商文化翻拍的电视剧，当然，其实对于这种电视剧还是比较鼓励的，因为它可以很好的帮助现在的人们更好的去了解晋商文化以及历史发展的过程。
其实不仅如此，除了乔家大院之外，还有很多的文化旅游景点，都是值得当代人去参观和学习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能够让我们对于文化有更高的信仰和崇敬，对于文化文明的发展和传承来说，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建议大家平常也可以多去一些文化旅游景点，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还能够很好地提升我们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境界。
❸ 山西乔家大院历史气息浓厚，你会去那里旅游吗
说道旅游，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可不是瞎说的，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人，我出生在山西平遥，我们这里有一座几千年历史的古城，非常具有历史气息，所以我们古城是非常具有文化内涵的。而我们临县祁县乔家堡村也有一个著名的景点，乔家大院，曾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具有北方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因为这座古宅，还曾经拍摄了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当然也有很多电视剧在这里取景，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昌晋源票号》 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获得了各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好评。 1990年获得国家级文物先进单位称号和省级文物系统文明单位称号，更是被誉为山西十佳旅游景点。
我身为一个山西人真的骄傲，山西素来以地上文物和地下能源闻名全国，其中更是以地上历史悠久美丽的地上建筑古群而出名，这些精致无比、保存完好的宅院向我们诉说着几千年的晋商文化和山西历史，所以说，这个景点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大家快去祁县观光乔家大院吧！
❹ 乔家大院被摘牌，那么去山西旅游看大院还能去哪
现在的中国十分精彩，古有5000年历史作为底蕴，今有各地兴盛的城市作为基石，俨然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旅游强国。这从中国这几年的旅游指数中就能体现出来，在2018年，中国国内的旅游人数约有55.4亿人次，收入了5.13万亿的经济，从其中就可以看出旅游的现在的火热，而这也触动了那些旅游景区的发展，现在中国境内拥有成千上万的旅游景点，吸纳着资本发展。但不可避免的有些景区总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这个刚刚被拆牌的5A级景区。
不知道你觉得乔家大院之后，还有那个大院能够担当得起晋商大院的招牌吗？
❺ 山西对我很感兴趣，所以旅游我特别去了具有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对还是错
我对山西很感兴趣，所以旅游时，我特别去了具有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
❻ 平遥古城有着厚重的晋商文化气息，国内还有哪些地方也有浓厚的晋商文化
说到浓厚的晋商文化，大家一定就会想到著名的旅游景点平遥古城，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难道所谓的晋商文化就只有平遥古城吗？晋商文化当初发展的时候可不止在这一个地方呢，因此，今天带给大家另外几个地方，他们都和平遥古城一样，充满了晋商文化的色彩呢。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王家大院的实际面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可供参观。许多人参观后的印象是“王家归来不看院”。除此之外，其实在山西晋中，满是晋商文化的感受。 平遥古城只是众多闪亮珍珠中的一颗。如果我们在山西晋中四处走走，多看看它，就能感受到晋商文化。
❼ 谁有关于晋商大院文化的资料啊..详细点的...很急啊...追加100分!!!!!
晋商大院
曾经创造过辉煌商业成就的明清晋商早已离我们远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著述的不断问世，才使得今天的山西人了解到先辈的业绩，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更是通俗浅显地将晋商介绍给了全国的读者。如今，山西晋中被一些业内人士称为晋商文化旅游区，因为那里是晋商的起源地，更重要的是，当地集中着五座深邃富丽的晋商大院。这几处晋商大院不仅将民居建筑文化发挥到极致，体现了山西民居、甚至北方民居的菁华，同时，它也是晋商五百年兴衰史的见证，大院里一砖一瓦、每个细节局部都有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其实，那些显赫一时的晋商家族当年无一不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营建一个归宿，但不是所有的晋商大院都能够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虽然依旧能够找寻，但颓垣残壁之间，早已难觅当年的风采，譬如祁县城的何家大院、阳泉官沟张家大院、碛口西湾陈氏民居等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有关部门先后修复开放了五座晋大院，虽然这些力求恢复原貌的修复工程并不能完全还原旧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遗憾，但今天的人们终于可以最直观去感受晋商文化。这五座晋商大院分别是：祁县乔家堡村的乔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太谷北（氵光）村的曹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榆次东阳镇车辋村的常家庄园。
乔家大院早在1985年就辟建为民俗博物馆，是最早修复开放的一座晋商大院，更因为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蜚声海内外，几乎成为晋商大院的代名词，甚至连许多从未到过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专家们称：乔家大院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乔家大院历经三次大规模兴建、扩建始成今日格局，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六十余年。乔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为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共313间房屋，整个大院的布局为双喜字造型，又称在中堂。
乔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砖墙封闭。大院内，以一条80米长的甬道分隔，甬道尽头是乔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个大院，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
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是在民国十年，由乔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并改建了西北院。乔映霞为乔致庸长孙，人称成义财主。乔映霞思想进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视剧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人们往往以为这座古朴宅院里的少爷小姐们身穿着传统绣衣玩着古老的游戏，而事实上，到乔映霞掌家的时候，乔家子弟们已经穿着西式服装打开网球了。正因为如此，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体现出“中学为休，西学为用”的色彩。新院的风格不变，但窗户全部换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装饰，屋檐下的真金彩绘，也在原来的“麻姑献寿”、“满床笏”等传统创作内容中，加入了铁道、火车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风格装修了客厅，增设了浴室和西式厕所。
日本侵略军占领祁县后，乔氏家族远走避难，乔家大院则通过与教会的关系，挂上意大利国旗躲过了日军的侵扰。解放后，乔家大院先后被机关、部队、学校占用。文革期间，一些革命干部曾经准备“拆院建校”，并且拆掉了几间过厅和厢房，所幸没有造成更大的破坏。1986年，乔家大院辟为民俗博物馆。
乔家大院内，除了明清家俱外，还收藏着“犀牛望月镜”、“九龙宫灯”、“万人球”等乔家珍品。此外，有四块牌匾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是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赠送的“福种琅环”、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书的“丹枫阁”匾额。
1990年，张艺谋筹拍《大红灯笼笼高高挂》时，为寻找一处合适的外景地而跑遍大江南北，其中包括四川刘文彩庄园、阎锡山故居等，均不如意，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了乔家大院，才发现这里与剧情珠联璧合，说不清剧本为大院而写，还是大院为电影而建。与剧情不同的是，乔氏家族的门风极为严谨，严令禁止纳妾、赌博、酗酒，为此，剧组在开拍前，专门举行仪式，焚香祈求拍摄顺利。电影拍摄完毕后，剧组留下了数百个红灯笼，悬挂红灯笼，从此成为乔家大院以及其它晋商大院最重要的装饰。而事实上，山西民间传统上并不悬挂剧组制作的长型灯笼，而是悬挂圆型灯笼。如今，乔家大院还专门开辟出一个陈列室，展示该片剧照和部分道具。
前一段时间看到报纸介绍，才知道章子怡的母亲也是乔氏家族的外孙女，章子怡前往台湾期间，还曾与乔家在台后人认亲。
祁县是山西为数不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明清之际更是经济繁荣，富商云集。祁县古城以其严谨、周密的布局设计而闻名，以十字口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垂直交叉，28条街巷与之纵横贯通，无数富丽恢宏的民居散布期间，仅列入开发规划的就有四大院、八中院、十六小院。渠家大院，就坐落在祁县东大街33号。
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目前开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为田喜财主渠源潮的住宅，占地面积五千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三千余平方米。
渠家大院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8个大院、19个小院、240间房屋，大院内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戏台与戏园。渠家大院目前被开辟为晋商文化博物馆，以七大系列28个展室向游客系统全面的介绍了晋商的发展与衰落历史。
❽ 山西大院文化的特色
先后开放的这四处晋商大院倒是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乔家大院完全是城堡式的建筑，院墙高大如城墙，以前更夫行走其上，清脆的梆子，声闻方圆十余里。布局讲究方正和稳定，整座大院结构呈“喜喜”形。
渠家大院在建筑形式上十分讲究。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石雕栏杆院、十一踩木制牌楼和包厢式戏台院号称“四绝”。光是看屋顶的形制就极丰富，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各不相同。院与院之间均有牌楼相隔，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透露出些许书香之气。
曹家大院充满富贵气度，整体结构是篆书的“寿”字形。主体“三多堂”，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由三座四层的堂楼组成，楼顶还分别建有亭台，这在以平房为主的北方地区汉族民居中显得尤为突出。 王家大院建在山坡上，远望是海拔2000米的绵山山脉，近处有小河流淌；前后院落每一进都上一高度，极具层次感。院内俯仰可见的砖、木、石雕刻异常精美，建筑构建无不精雕细刻，每个门墩、石础都堪称艺术品。尚在修整中的高家崖、红门堡建筑群气势宏伟，不日即可向游人开放。这些宅院被称赞“汇宋元明清之法式，集江南河北之大成”，从中足可领略汉族传统民居建筑的精妙。
伦理学、民俗学的缩影在建筑中无处不在。大院封闭的整体结构，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识形态的礼制、等级、纲常中找到对应。大院里也有民俗风情的尽情展示：寓意富贵吉祥的装饰图案花样层出不穷，包涵儒家教化内容的传说故事场景无处不在。 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些精美恢弘的大院都密集于晋中盆地。
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加之晋中南地狭人稠，外出经商谋生自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勤俭、诚信、团结的作风，严密、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体系，一步步将晋商的事业推向高峰。晋商极少举家迁移至他乡，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经营，留家眷在原籍，讲究的是“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于是便有了那么多奇迹一般的大院，它们的豪华气派是晋商实力最好的证明。也有人从大院高墙深宅的建筑形制中看出了晋商的保守自闭、墨守成规。实际上，营造豪宅的行为本身就是一处致命伤：晋商资本大量流向土地，不利于商业资本向近代资本发展。尽管有着让今人也赞叹不已的经营思想、管理体制，但明清晋商终究是封建商人，遭遇纷乱的时代，衰落不可避免。
❾ 山西的一处著名旅游景点，曾是晋商代表人物乔致庸的家。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东观镇仅2公里。它又名在“中堂”，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第。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曾有两次增修，一次扩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并集中体现了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乔家大院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对不？